益阳市人民银行原行长刘某定涉嫌受贿罪 辩护词 发布时间：2019-04-30 浏览量：2522 次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    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某男夫人某女的委托，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某男的辩护人。我们接受委托后，认真研究了案卷，仔细分析了整个案情，特别是通过今天的庭审调查，我们认为，公诉起关指控某男受贿的部分事实是属实的，但指控某男受贿的其他事实和“索贿”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。为维护被告人某男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，现依据证据和法律，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：

    一、公诉机关指控某男于1995年4月分别索取某B、某A贿赂各10万元不能成立。

    我们认为，某男确实于1995年4月分别从某B、某A处取得10万元，但这20万元是某男代为某C筹措因高涉嫌诈骗而应退的赃款，并非某男索取贿赂。

    （一）基本事实

    1994年，常德人某C（常德常侨公司经理）与惠州机电设备公司广州分公司做汽车生意：即购进12台小车，总价款约140万元，先需付定金20万元，货到常德后付清余款。某C为筹措20万元定金通过长沙人某D认识了在益阳开公司的某男的儿子某E，提出高息向某E借款20万元，并在小车生意做成后送某E一台小车。某C从某E处借得20万元作定金后，从广州开回了12台小车，后低价变卖用于还债和挥霍。

    事发三个月后，惠州市公安局收审了某C、某D、某E，并追缴了3台小车。经多方多次与惠州警方联系，并由某F与受害方即惠州市机电设备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  直接谈妥，一次性缴赃款80万元后，警方解除对三人的收审。

    这80万元另加某C向某E借款的20万元定金，经某F通过关系到看守所分别与高、徐、刘见面，某C认可由其个人全部负责，并于95年4月30日在看守所向某D打了一张30万元的欠条，并注明以某D实际支付车款即赃款额偿还。某C在看守所通过某F传递，给某男写信，请某男为他借80万元，以退还赃款，某男没有答应。经三方协商，最终决定分头筹措，并商定了筹措方案，即某C的爱人徐菊红筹措35万元，某D的妻子筹措25万元，某E筹措20万元。后因某C的妻子筹措有困难，于94年底或95年初到某男家，并多次与某男电话联系，请求某男借钱给他，在某男表示自己无钱出借时，又提出由某男帮她借款，某男表示同意。于是，某男便代某C夫妇向某B、某A各借了10万元。为确保安全，某女将这20万元存入了银行。最终，某C的妻子自筹了18万元，某D的妻子自筹了8万元，通过某F介绍在城市信用社贷款17万元。1994年5月2日，某男的妻子某女从城市信用社贷款37万元。1995年5月7－8日，将此80万元分别以汇票、现金方式缴付给了惠州市公安局。在某E解除收审那天，由某C向某E出具了一张57万元的欠条（交惠州市公安局37万，借某E的定金20万元）。

从惠州返回益阳后，某男的妻子某女将从周、王处取得的20万元还了城市信用社的贷款，后不久将所贷37万元全部还清。某C解除收审不久，因其他原因被判刑10年，至今尚在服刑，因而未能归还某E经手的57万元欠款及某D的25万元欠款，某E经手的57万元，除某A、某B的各10万元至今未还外，某E自己的37万也分文未得到偿还。

    （二）某男从某A、某B处各取得10万元，是某男代某C借款。理由如下：

    1、某男受某C及高妻徐菊红之托为某C筹款，分别向某B、某A各借款10万元，该20万元全部用于了“退还赃款”之用途，某C本人也承诺对包括该20万元的全部“退赃款”负责。某男受某C夫妇之托，向某A、某B借款，债权人是某A、某B，债务人是某C夫妇，某男只是高夫妇的代理人。

    2、某男在从某A处借得10万元之前一天，已将有关情况明确告知某A。“……并告诉他关于我们与惠州市公安局达成的协议，还告诉他某C和某D的家属拿不出那么多钱。……”（检察卷第66页）。庭审中，某男再次重复是代某C向某A借钱。

    3、某A就该事项陈述，某男“要求我支助或借（具体是讲的支助还是借记不准确了）10万元给他”（案卷第153页），进一步证实了借款的事实。

    4、案卷中，某男供述，某男对某B说，“资助我一炮万块钱，等   发了财再还给你。”（第102页）。这表明，某男借款时就有将来还钱的意思表示；此处某男“资助”的含义，实质上就是借款。

    5、某B陈述：“某男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儿子某E在惠州出了事，要用钱保释，要我支持他一下。”所谓支持，一不等于某B送钱，二不等于某男向某B要钱，岂能将请某B支持定性为向某B索贿呢？更何况某B将10万元是直接送到某男的妻子某女的办公室，显然包含借钱给某男的意思。

    （三）某男从某A、某B处各取得10万元，不存在索贿的性质。理由如下：

    1、某男取得该20万元时，有正当的、合理的借款事由。某E、某C、某D收审后需退赃款80万元方可解除收审，高、徐、刘商定分别筹款35万元、25万元、20万元，但高妻筹不足35万元，于是委托某男筹款，某男救儿心切，帮某C借了20万元。某男取得该20万元时，心理非常清楚这20万元将替某C退还给惠州市公安局，其本人并无半点占有这20万元的念头。某男自始至终没有索取20万元贿赂的犯罪故意。

    2、某男取得这20万元后，确实用于了向惠州市公安局“退还赃款”，并未占有这20万元。不但如此，某男儿子某E借款20万元给某C做汽车生意，反被高所害，不但20万元借款收不回，还代某C向某B、某A借款20万元，并且自己再贴进去17万元，共37万元以代某C退还“赃款”，某男一家是某C案的最大受害者。

    3、20万元长期未归还，是由于某C解除收审后不久又因其他原因判刑10年，失去了还款的能力，高不归还这20万元，某男当然也就无法代理某C偿还某B、某A的20万元。

    4、某男并未利用行长的职务便利为某B、某A谋取过利益。

    1993年某B从中国银行贷500万美元汇至益阳外汇调剂中心，按1:8比例换成人民币，这是某B与某男任职的单位的一笔业务。某B证词中谈到该笔业务时，并未提到某男帮了他的忙。没有任何证据能认定某男利用职务之便为某B谋利。

    侦查部门在起诉意见书中认为某男与某A共同挪用公款，刘为周谋取了利益，但经过公诉部门的审查，已不再指控刘与周挪用公款。因此，检察机关也不认为某男利用职务便利为某A谋取了利益。

纵观该20万元的全过程，该笔资金从某A、某B流向某男，通过某男流向了惠州市公安局，事前诈骗案责任人、退赃义务人某C要求某男代为筹款，事后某C以欠条的形式承诺对包括该20万元在内的全部赃款负责。某男在整个过程中从未有过占有20万元的故意，事实上也从未占有该20万元。据此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印发<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通知》（法[2003]16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某男代理某C向某A、某B各借款10万元，不能认定为以借款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。

我们认为，某男分别从某B、某A处取得10万元，不能凭某男一时的口供就认定为受贿。侦查阶段某男的口供就互相矛盾，证人某A早已承认：“或者是借，或者是资助”。某B说是支持，借款当然也是重要的支持方式。认定该20万元的性质，应充分考虑全案的整个过程，证人当庭作证的证词，以及相关书证，综合认定。某男代某C向某B、某A各借款10万元这一民事行为，显然是能够成立的。

    综上所述，检察机关关于某男分别索取某A、某B各10万元贿赂的指控不能成立。

    二、检察机关关于某男于1996年、1991年分别收受某A10000元、4000元旅游费用构成受贿的指控不能成立

    案卷第167页某A陈述，“1993年或1994年，某男同妻子某女到海南去玩，住在我家里，我给了10000元人民币给某女作为在海南玩的费用。”

    案卷第98页某男供述，1996年上半年，某男、某H、某G赴海南处理某A的房产问题，某男带了夫人某女同去，住在一个上了星级的宾馆，某A到宾馆送了10000元人民币，作为某男在海南的旅游费用。

    案卷第291页有某女的有关证词，原文如下：“到海口去，我去了两次，第一次住在某A家，送了我二千块钱，第二次是同某H、某G他们去的，某A也送了我钱，我不记得数额。”

    显然，某A与某男关于所谓行贿受贿10000元的供述严重矛盾。时间上，周说是1993年或1994年，刘说是1996年上半年；地点上，周说是他家，刘说是一个上了星级的宾馆；到海南的事由，周说是刘与其夫人到海南去玩，刘说是与某H、某G一起到海南处理某A的房产问题。而某女的证词，时间、地点、事由、金额均不清楚，不具备任何证据的作用。

    我们认为，检察机关指控某男于1996年收受某A10000元人民币，事实不清楚，证据严重冲突，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。

    另外，检察机关指控某男于1991年收受业务关系人4000元旅游费用构成受贿根本不能成立。案卷中仅有某男的供述，控方提供的某A的相关证词，取证时间为2004年元月，此前某男案已经过了2次退侦。况且，某A也并非某男当时的业务关系人

    三、关于1991年、1994年某男分别收受某B港币2万元的问题

    （一）关于1991年某男与某G共同收受某B4万元港币（刘、黄各2万元）问题

1991年某男、某G到香港旅游，某B通过某G给了某男、某G各2万元港币。但以下问题无法证实：

1、到底某男取得的是6仟元，还是2万元港币？

    2、某男、某G以考察项目为名到香港旅游，全部差旅费用由谁支付？案卷中仅有某G一人的口供，“费用是地区工业品集团公司的钱”（案卷244页）。

    3、某男取得2万元或6仟元港币后怎么开支的？仅有某男一人的口供，“我用这2万元港币在香港购买了金器和衣物，余下部分带回了家。”

    我们认为，刑事诉讼以无罪推定为原则，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。某男取得该2万元或6仟港币是否占为了己有，不能以被告人一人的口供作为依据。况且，某男当庭陈述，该2万元或6仟元港币已用于单位不能报销的业务支出。

    因此，1991年某男收受某B港币2万元，是否构成受贿，证据不充分，不可定罪。

    （二）关于1994年11月某男与某G共同收受某B港币4万元（刘、黄各2万元）问题

    某男、某G的供词，某B、某女的证词能够证实下列事实：

    1994年11月，受某B邀请，某男及其夫人某女、某G等人到新、马、泰、香港旅游，某B送了4万港币给某男和某G，每人2万元。但以下事实无法认定：

    每人旅游费用9000-10000元人民币由谁负担？

    案卷中某男供述，“旅游费用9000-10000元，这是某B出的。”（案卷42页）；但某男当庭陈述，该部分费用来自于该2万元港币。

    某G供述：“记不清是哪个旅行社组的团，是谁买的单。”（案卷第245页）。

    某B并未提及另外支付每人9000-10000元的旅游费用（案卷279页）。

    而证人某女对此并不知情（案卷286-287页）。

    某男收受该2万元或6仟元港币构成受贿罪的前提必须是某B支付了每人9000-10000元的旅游费，否则，某B邀请某男、某G、某女等三人旅游，该4万港币显然用于了旅游开支，这样某男和某G当然违纪违规了，但绝不构成犯罪。

    所以，根据法律，不能认为1994年11月某男受贿某B2万元港币。

    四、关于受贿价值人民币12800元财物问题

    关于某男收受某B乐声电视一台，价值人民币12800元，构成受贿罪的问题，我们同意控方意见。

    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    某男涉嫌受贿一案，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达7项之多，指控的犯罪金额达20多万元（人民币226800元，港币40000元），涉嫌的事实较为复杂。我们请求法庭以证据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正确认定某男的犯罪事实。

    我们认为，检方指控的7项犯罪事实中，仅有收受某B价值12800元的乐声电视机的犯罪事实能够成立，其他指控均不成立。

    以上辩护意见，请法庭认真考虑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湖南激扬律师事务所律师：刘立湘、肖国平